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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菲划界谈判在台湾以东，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首次以执法巡查的名义进入该海域，一周后海事系统接手，行动规模随之扩大。大陆正把「既成事实」一寸一寸地行政正常化，升高两岸紧张。（海巡署提供）
6月6日至10日，共5天，中国大陆交通运输部出动福建海事局、广东海事局、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与东海救助局，派出万吨级海事巡逻船、巡航救助船、海道测量船与专业救助船，前往台湾东部海域。名义上是「台湾东部海域交通专项执法及扫测」。
然而，中方公布的数字精确得近乎刻意，总航程1030浬，扫测里程1025浬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，纠正违章3艘次。
行动一结束，央视旗下的新媒体《玉渊谭天》》就宣告环台执法进入「近海治理模式」，并且说得毫不遮掩，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我们的近海，中方还已「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」。
这次行动的引信，是日菲划界谈判。5月28日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启动两国专属经济海域与大陆礁层的划界谈判，而谈判海域，就在台湾以东。中国外交部随即宣称该谈判「非法、无效」，主张中国在台湾以东拥有专属经济海域与大陆礁层。
6月1日，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首次以执法巡查的名义进入该海域，一周后，海事系统接手，行动规模随之扩大。
要看懂这套操作，得先把它放回一个长期被低估的战略概念里：既成事实。
北京玩的是「既成事实」学者Dan Altman将1918年以来所有「土地攫取」案例做过一次统计，结论颠覆直觉，二战后的国家极少靠胁迫，也就是威胁你不交出土地就动武来扩张，而是靠「既成事实」，也就是单方面制造一个对方难以逆转、又不足以触发战争的「新现状」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造成「既成事实」的战略，将选择的难题丢回给防御方，要嘛吞下损失，要嘛为了一块有限的「既成事实」，去承担升级为战争的责任。
「近海治理模式」就是教科书等级的既成事实操作。它不威胁，不开火，直接以「行政执法」的姿态把现状做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北京要的从来不是台湾「同意」什么，而是台湾「来不及反对」什么。每一次测试、每一份扫测里程的公告，都是在现状上钉下一根难以拔除的钉子。
多数讨论都聚焦在「中国船又绕台」，但关键从来不在船的数量，而在行为者换了人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支六艘船的编队，包含两艘海警船、三艘海事局巡逻船与一艘救助船，而海事局的船舰，过去长期只在中国近岸水域使用，鲜少部署到远海。
连央视的媒体自己都承认，过去中方在台湾以东的存在，多半伴随军演、以海警点状巡航的形式出现，极少由交通运输部海事系统以行政管辖行动单独官宣。
这个转换是刻意的。军演是例外、非典型的状态，行政执法却是日常状态。
北京把军事威慑的语言，换成了交通管理的语言，包括点验船舶、查验标识码、巡查锚地与海缆水域、纠正三艘次「违章」，将台湾东部海域描述成中国交通部门的责任区。
新华社更发布影片，宣称执法人员点验一艘台湾籍船舶，并要求对方回报船员人数与身分。这不是执法，是把「既成事实」一寸一寸地行政正常化。
所以真正的转变不在数据，而在名义。
北京把过去藏在「科研」外衣下、刻意保持模糊的活动，公开改写成「海事行政执法」的官宣。测绘本来就在做，新意在于让搜集水下情报行为本身，成为管辖权的展示。台湾东部海域是潜舰活动与海底电缆的关键水域，当这套数据搜集被冠上「执法」之名而公开化，它的政治宣示意义，就大过技术意义。
法律上，沉默会被当成同意制造管辖权的既成事实并非仅是修辞，它在国际法上有一个精确的对应物，叫做默认。
一项海域管辖主张要在国际法上固化，需要三项要件，权力的行使、此种行使的连续性，以及他国的态度，而最后一项，意味着他国对该主张的承认，也就是默认。
北京的「近海治理模式」，正是在制造前两项，公开而连续的行政执法。然后，就坐着等待第三项的发生，台湾与国际社会的沉默。换句话说，国际社会若持续不去质疑甚至挑战中国的过度主张，这些主张将随时间固化，并为中国提供反制未来挑战的潜在法律基础。
进一步说，多数修正主义目标的成功，都仰赖受害方与第三方选择隐忍而非升高反制，亦即默认。中国持续不断的法律战，正是在为这种默认预先铺设条件，使既成的控制状态随时间取得正当性外观。
因此真正的对策，不在于事后威胁军事报复（这恰恰是胁迫之所以失效之处），而在于「拒止正当化」，也就是以预置的法律机制，例如盟友间的不承认协调、预先触发的仲裁与声索架构，将原本发生于事后的代价前置，使对手在发动灰色地带行动之前，即预期不会出现默认行为。
这就是为什么海委会6月那份声明，措辞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。它强调「片面宣称不能取得任何权利」。这句话对应的正是国际法上的「非默认」原则。问题在于，声明只是非默认的最低门坎，不是充分条件。
台湾该做的不只是驳斥陆委会把这个模式描述得精准，藉裴洛西访台，让军机跨越中线常态化，再藉金门事件，开启外岛水域执法常态化。如今藉日菲谈判，把执法推进到东部海域。
既然对手玩的是「既成事实」，而法律上的关键是不让沉默变成默认，那么台湾的回应，就必须从「事后驳斥」，转为「持续性的非默认」。
第一，海巡量能的部署重心，必须向东部调整。东部海域过去被当成后方，如今已是管辖权竞争的前线。
第二，把吴钊燮秘书长要求商船不理会海警呼叫的立场，制度化。应与航商、保险业以及相关海事机构建立通报机制，让中方的每一次「点验」，都留下国际可稽核的纪录。这不只是宣传上的对抗，更是法律上的证据保全。每一份第三方纪录，都是阻止中国主张「连续行使且无人反对」的反证。
第三，日菲划界谈判既然是这场攻势的引信，台湾就应主动要求参与。外交部已表态，要求日菲不得损害台湾权益，但被动表态并不足够。台湾参与日、菲渔业协议的基础，正应以法理杠杆，把台湾的海域权益写进谈判进程，而不是任由北京把「排除台湾」与「排除中国」混为一谈。
「近海治理模式」不是一次行动的名称，而是一项「既成事实」工程的命名。
北京已经把它对台湾东部海域的主张，从地图上的宣称、科研船的暗中测绘，一路推进到海面上公开的行政操作。既成事实理论最残酷的地方在于，它赌的就是防御方「来不及反应，或反应不足以逆转」。
台湾若只在每一次绕行之后重申主权，等于把节奏交到对方手里，也等于在法律上，一步一步走向默认。真正的对抗不在声明，而在制度与行动，谁的管理为航商与国际社会接受，谁就拥有这片海域。
（作者为台灣实践大学会计暨税务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，本文授权与洞传媒国战会论坛同步刊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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